《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这本书非常不错，类似《邓小平时代》叙事风格，娓娓道来，绵绵不绝，我作为一名近代史爱好者读者，连续阅读并接受信息密度高的内容却不感觉费脑子劳累。此书是 20260307 半夜于北洋园聊天时，舍友推荐我阅读观看，各种缘由此书一直搁置，直到此次我需要乘坐 17 个小时火车回家，才重新拾起此书阅读。从登上火车（2607271530）开始阅读，直到第二天下火车到家才看完第一章。

前言

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
[历史似乎具有循环特性。]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已经发生的事还会再发生，已经做过的事还会再做。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节选自《圣经.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

本书试图说明以下问题:
1.中共何以放弃原本认真考虑过的新民主主义，急于仿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
2.在觉察苏联模式弊端并尝试走中国自己的路之后，为什么引导出一场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
3.对“大跃进”的调整和反思，为什么又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归之路?
4.“文革”结束后，又是哪些社会力量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这四个问题很好的将历史串成一条珍珠项链，我之前看过不少关于 wg 的书籍，正史野史都看]

1953 年为什么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政策?我认为…..第一，就是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担忧…第二，就是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说对力量对比的估计。1952 年土改以后，可以说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对新政权提出挑战…第三，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提前结束是有原因的]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1956 年 6 月波兰波兹南事件，1956 年 10 月波兰十月、匈牙利事件，1956 年 5 月中国“双百”方针，1957 年 4 月中国整风，1957 年 6 月反右派斗争。
[很难说这期间国内从扩大民主转向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这件事是执政党钓鱼执法]

不过从 1956 年到 1958 年，在一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强烈的赶超冲动。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只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失控显露出运动式经济的巨大风险，“大跃进”滑向大饥荒与一些基本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关系。
[其实大跃进滑向大饥荒这个锅不能只扣在毛头上，当然主要责任在毛]

1960 年代初从对“大跃进”的反思和调整为什么转向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轨道，这与两件大事有关:一是“大跃进”失败引出的党内分歧，一是冷战背景下的中苏分裂…党内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在大饥荒面前，党内许多高层领导干部已经从 1958 年那种狂热情绪中冷静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社会主义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基于这种意识，许多人认为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包括包产到户，虽然只是权宜之计。这越出了毛泽东所允许的底线。毛泽东认为一些人在暂时困难面前发生了政治动摇，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倾向，必须站出来进行强力干预…中苏分裂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忽视意识形态因素。中国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批评中国是教条主义，实质上是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激辩…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身上，当然前提是中共自己不变修，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是符合逻辑的延伸…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肯定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他要清理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一个阶层，一个派别，要改造整个党;“文革”也是一场社会大试验，在这一点上与“大跃进”一脉相承，只是路径不同，“大跃进”以经济为进路，“文革”是以政治和思想为进路;“文革”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文革”以反修防修相号召，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反对，中共高层没有也不可能形成阻止“文革”发生的力量。
[为什么这么看来毛的各种政策就是各种社会试验]

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运动，反映出群众对官僚特权化的不满和对革新社会制度充满幻想，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的主流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文化大革命这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三个东西，一是普遍的暴力，一是持续的派性斗争和动乱，一是诡谲的党内权力斗争，使“文革”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文革”培养了反“文革”力量。1970 年代末，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启动，肯定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革”带来的后果有两个:一是伤人太多，把所有阶层，特别是过去的既得利益阶层都伤害了，谁都不愿意再回到“文革”。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很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就促使了党内和知识界对于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一种深刻的反思。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主要有三种力量，一是重新出山的老干部。从希望摆脱“文革”噩梦这点上看，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是改革派，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党内没有基本的改革共识，改革就很难推动。当然不是所有老干部都始终一贯支持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引起了持续的争论。但是从中央到省市、到地县，各级领导层确实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领导人。第二种力量是知识分子。1980 年代知识分子都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历次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创伤，更主要的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目标激起了知识界的热情。还有一个改革力量来自基层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农民很难说认识到他们选择包产到户与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是农民的选择确实成就了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走这么远，有一个大背景，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开放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又推动了改革。1978 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在引进外部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观念、规则和制度。当然，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了自主选择的原则，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不是依据某种理论逻辑而是诉诸“试错”式改革实践。
[红卫兵奉命造反；文化大革命伤人太多，老百姓生活太苦；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自主选择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进而转向改革开放这一局面]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

202607271530-开始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现在许多做法，包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给予私人企业以合法地位，正是当年新民主主义要做的事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策者不可能采用“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的说法，而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改革提供依据。
[笑死，这是从政治叙事的角度考虑的么？]

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不是 10~15 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而是从此时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逻辑前提的二元论。虽然毛泽东说过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话，但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何以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没有进一步的阐述。由于没有学理上的支持，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太少”的认识是游移不定的。真正对毛泽东的选择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以及对力量对比的估计。
[都是一步步探索的啊。]

如果说，1949 年 6 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那么，经过三年的准备，他更有信心了。全国统一，经济恢复，新区土改完成，政权全面建立，知识分子大体归顺，朝鲜战局也趋于稳定，与 1949 年面对诸多敌人不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新政权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经济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国家不仅垄断了金融，统制了对外贸易，掌握了铁路、矿山等经济命脉，而且国营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也超过了私人经济，占到了 67.3%，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中已占 63%，在零售中也占到了 43%。这种结构性变化是中共领导人原来没有想到的。私人企业也在国家的掌控之中，半数以上的私人工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特别是五反运动后，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的打击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政治上的。资本家在道义上已是“灰溜溜、臭烘烘”，不仅共产党干部对资本家避之唯恐不及，资本家的子女也以出身为累，积极靠近共产党，不少人“宣告不要资本家父亲的遗产”。五反运动造成的气氛，甚至让一些民主人士也坐不住了，表示愿献出自己的私人财产。私营企业的工人不愿继续为资本家服务、受资本家剥削。工人“在私营企业不安心，一到国营企业就安心了”。五反运动后，在所有较有规模的私人企业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虽然承诺资本家仍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用人权，事实上资本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感到前途渺茫，有的请求国家“计划他”。1953 年 9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回过头看前三年，认为社会主义已在途中。据此，毛泽东在 1953 年 6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在这里就已经消失了。
[集体的判断取决于个人，那么集体主义是否也取决于个人主义？]

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202607281649-看到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P40
工业化能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内推进，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类型。选择从轻工业开始的传统工业化类型，自然可以依托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然而，国内外都有学者指出，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
[怎么实现工业化，优先重工业还是轻工业？]

高层似乎还没有取得共识…1950 年 5、6 月，刘少奇在一篇题为《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手稿中仍然坚持，中国的工业化应当“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
[一般来说，在开国之初，执政者都会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在高层领导中，公开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是高岗。他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实现国家工业化，有两条相反方向的道路”。我们必须依据毛主席的指示，“走俄国人的路”。“假如有人幻想按照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那显然是错误的，根本行不通的”。
[高岗扣帽子大王啊]

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202608162256-看到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P81
1957 年 2 月，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 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放”，让大家敢于说话、敢于批评。7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成为反右斗争进一步升级的重要标志。
[执政党钓鱼执法？]

除了陈云不说话，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乎所有领导人头脑都发热。
[邓说得还是相对公正，当然毛还是主要责任人]

1958 年7 月中旬，全国 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高层的帮助下成立了，农民群众对人民公社寄予了美好的希望。
[ 1955 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延续？]

除了马恩列斯有关论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张鲁的“置义舍”、康有为的《大同书》等都被毛泽东拿来参照。然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战时生活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情结。在他看来，战争年代搞供给制，官兵一致，不发薪水，过共产主义生活，锻炼出了共产主义战士。22 年战争打赢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他批评建国后实行工资制是倒退， 助长了争等级、争待遇等资产阶级思想，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
[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要超越苏联，让共产主义理想率先在中国大地上实现。]

一般认为，灾荒是 1959 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其实 1958 年底，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饥馑、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1958 年秋天，安徽灵璧县、河北邯郸专区、云南省都有报告，已有饿死人，许多人卧床不起，云南全省浮肿病 38.8 万多人，死亡 3.9 万人。1959 年初，新华社《内部参考》不断报道一些地区食堂停伙、浮肿病蔓延、大批农民向城市流动等现象。到 1959 年 4 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 15 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 2517 万人，问题已经很严重。这些省市的报告毛泽东不仅看了，而且都有批示，按照毛的习惯，新华社《内部参考》是必看的，因此不能说毛泽东完全不了解实情。
[大跃进滑向大饥荒]

毛泽东从瞒产私分看到“是一个所有制问题”，确实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人民公社最大的问题是把产权搞乱了，你我不分，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 造成严重的混乱和恐慌。
[笑死，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不仅省市委书记，中央一些部委如谭震林主事的农委也很激进， 提出 1959 年水利工程一定要完成 1900 亿立方米，比上一个冬春还多 3 倍。毛泽东说:“我看这样搞下去，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
[人力、粮食、运输、机械、时间都是有限的。经济发展有客观规律。如果承认人民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就意味着此前整个运动的方向需要调整；但如果继续推进，又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后果。毛需要纠正此前过快的政策，同时又不能简单否定此前的政治方向。所以毛建议提出超额任务的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

1959 年春夏之间，毛泽东的思想在 进退之间，说法前后矛盾，一面说要“压缩空气”，降低指标;一面说要“在 1959 年实现更大的跃进”。
[他同时在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具体问题，却又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根本方向不能被怀疑；既要求降温，又不断给“降温”划政治红线。 这就使下面的人很难判断究竟可以退到什么程度。]

当年全国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各级领导干部既有老资历(经过战争洗礼)，又普遍年轻且文化程度低。他们大都踌躇满志但又缺乏经验，贯彻指令不甘人后，勇于冒险，干出各种荒唐事。显然，这几十万干部在“大跃进”中的表现让毛泽东很有些失望。
[可能这也是毛的政策无法按所想实施的一个原因]
[根据 1958 年统计，全国县领导班子成员年龄，35 岁以下占 47.19%，36～45 岁之间占 36.60%。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占 74.22%；大专以上学历占 3.9%，高中和中专学历占 14.46%，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81.64%。]

“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子，把党内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干部认为“气可鼓不可泄”，坚持要继续“大跃进”;而另一些干部却感到危机将至，不胜惶恐。
[这里是坚持真理还是站队？当然那个年代毛代表真理]

自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毛不断释放出某种要降温的信号…1959 年 2 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一些省市领导人如…等人，都“一时转不过弯来”…
[毛并没有放弃人民公社，也没有否定“大跃进”路线；相反，毛仍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创举”，并把它们作为不能被怀疑和否定的底线。]

毛泽东带头纠左，但是有底线，即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最引以为自豪的两个创举。毛泽东认为，建国后头七年没有自己的东西，无非是照搬苏联，真正自己的东西就是大跃进和公社化。他不仅要以此为中国找一条道路，而且要为社会主义树立标杆，奠定自己的国际领袖地位。因此，他不容有人怀疑和否定。
[纠正左倾却没完全纠正]

毛泽东对于商品交换的看法也是矛盾的…他批评苏联教科书，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认为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说：“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
[我找到引用书籍，阅读原始段落，其实这里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是想表明对比和平时期工资制与战争时期供给制，人们欲望不同所导致冲突多少问题。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家，是知行合一的革命家共产主义者。毛的优势在于按照革命战争的角度发动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革命战争与治理国家是两回事，可能会有共性但不会特别多，所以毛的一些决策会有不适应或者没有很好的实施下去。]

1958 年“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粮食产量严重虚报。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运动，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地方官员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酿成饿死百万人惨剧…高层不清楚全国灾情有多严重，加上中苏论战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延缓了救灾的时间…1960 年 7 月北戴河会议上收到赫鲁晓夫照会，全部撤走专家…激愤情绪支配了整个高层。这件事的教训是，一个执政的大党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理性，避免受突发事件的过度干扰。随后的几个月，高层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到与苏共领导人打口水仗上了。查《邓小平年谱》，邓小平及其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几乎没有讨论国内事务的记录。
[信阳事件这锅谁背呢？“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有多少非正常死亡，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无论数字多少，不妨碍我们对这段历史做出反思。美国学者杨大利认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无疑要为饥荒负最大责任；不过，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并非蓄意引起大饥荒，葬送数以千万计农民的性命。]

毛的个人崇拜及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他有能力在一个有 960 万平方公里、6 亿多人口的国度里，进行一场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社会实验。薄一波回忆说：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不过，“以一人是非为是非”并非自发形成。个人崇拜是伴随着党内斗争的激烈化而不断升级的，庐山会议后尤其如此。如果说庐山会议前许多人还在迷信毛泽东，庐山会议后更多的恐怕不再是迷信而是畏惧了，在高层更是这样。陈云后来时说，当时党内的状况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我们需要一个英雄]

我们还应看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一个集体行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急于建功和敢于冒险，他们往往把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加以发挥，添油加醋…如毛泽东主张深耕，就把 1 米以下的土翻上来；毛泽东提倡密植，就植得密不透风；毛泽东要求多积肥，就把农民的土坯房扒掉肥田；毛泽东赞扬“一大二公”，就搞一县一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放卫星、办食堂、军事化、撤村并户、男女分住、消灭家庭等做法，都是干部们“创造”出来的。
[难评，1957 年的反右运动使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大面积失声，1958 年反冒进等运动又进一步压制了党内不同意见；与此同时，真正负责贯彻‘大跃进’指令的，是全国几十万县级以上干部，这批干部大多经历过战争，资历老、年纪轻，但整体文化程度不高、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又普遍急于建功、敢于冒险]

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

202608231719-看到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 P134
一切资源集中到人民公社，饭碗端在干部手里，难免干部不滥用权力，甚至胡作非为。湖北沔阳海口公社在整风整社中发现，干部整群众的方式有 20 多种。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中共指斥苏共为“修正主义”，苏共指斥中共为 “教条主义”，双方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统性而斗争。
[乐，所谓“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相互指责，本质上是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 改革潮流的一次激辩。]

中苏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急于超越斯大林模式，追求社会主义的纯洁形态;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则尝试引入市场因素改革传统体制。
[其实这么看苏联更加有道理]

除了坚定的阿尔巴尼亚、“骑墙”的越南及朝鲜和居中调停的罗马尼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德、法、意、英、西等共产党都站在苏共一方，批判中共。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
[笑死]

官僚主义的根源不只在工资等级制，更是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派生出来的弊端。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干部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经济上一切资源集中到国家，又悉数委之于各级官员之手，难免不滥施权威和以权谋私。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这个讨论在《邓小平时代》有所讨论，结论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终究会退步]

毛泽东的悖论是，一方面追求“一大二公”的集权体制；一方面不能容忍它不可避免的代价。他把官僚特权现象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64 年 12 月，毛泽东甚至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泽东的解决之道不是改革体制，而是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整风，办法是发动群众整干部。用不断“翻烧饼”的办法，防止官僚化和利益集团板结化，不能说没有震慑之效，却以巨大社会创痛为代价。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自我革命）的成功，就不可能通过发动群众（群众监督）反腐]

无论彭、罗、陆、杨，还是刘、邓，都不是被群众运动轰下台，而是开一次中央会议就解决了。
[为了打倒刘少奇，清洗政治对手，夺回失落的权力，并以此来掩盖“大跃进”犯下的大错，避免斯大林死后被清算的结局。所以说毛发动 WG 的真实意图按上面这个说法解释站不住脚]

每当毛泽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放弃原有主张，检讨自己的错误，追赶毛泽东的步伐。
[Emmm]

延安整风以来，把毛泽东与真理等同起来，几乎成了全党的共同意识。毛泽东不仅在党内握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而且拥有意识形态裁定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
[历史原因]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批评说，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周恩来指责彭德怀“犯上”，表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彭德怀“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朱德希望彭德怀“永不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林彪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中南局一位领导人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从一而终’”。
[个人崇拜]

毛泽东既然把“文革”当作一场“演习”，就不会让它无限期地搞下去。然而，政治运动等于玩火。“文革”一旦发动起来，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超凡魅力型”领袖，也无法完全驾驭。
[Emmm]

党内斗争接近摊牌，高层老干部对如何解决“四人帮”私底下多有串连。按叶剑英后来的说法，只是“投鼠忌器”，碍于毛泽东还在，隐忍未发。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迅即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一场持续 10 年、欲罢不能的运动也随之宣告结束。
[思考人生]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202608262305-看到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P188
1988 年 4 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 11 条增加了一段内容：“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自 1950 年代消灭私人经济以来，重新确立了私人经济的法律地位。
[笑嘻嘻，不好说]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
[基本同意]

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相对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切都是过程，都不应停留太久。自 1949 年建立新政权以后，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往前闯，从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到加速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化，搞出一种“兵营式的共产主义”。这已经超越了列宁和斯大林。更有甚者，当“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另辟蹊径，完全摆脱落后生产力的羁绊，希望通过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革命继续他的乌托邦试验，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
[这个观点十分中肯了]

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致使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尤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总是运动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嗯]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必须坚持搞市场经济，绝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然而，中国需要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不需要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但市场化必须与社会公正同行，不能以目标的正当性为过程的非公正性做辩护，不能将改革变成权贵和强势集团掠夺财富的饕餮盛宴，导致贫富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必须逐步实现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但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应当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背景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化模式和路线图。中国不能丢弃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正在于它吸纳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有不断改革的能力和自我调适的空间。
[这是作者的想法吗]

202608262358 匆匆看完第五章（因为大部分已经在《邓小平时代》看过）

附录

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作者提醒大家：中国需要逐步走上民主的道路，但通向现代民主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这些都是总结了一百多年人类社会主义试验、中国 60 多年革命和改革的经验之谈，足以振聋发聩。
[我想到了 89 事件，政治民主快不得，经济改革慢不得]

又如说，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可能对这场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路线图。对此，我有怀疑。我认为，邓小平可能心里有数，但嘴上不说。在他心目中，改革向什么方向走，至少是明确的。后来，他的做法显示，他的改革之路走得还是比较直的，一直没有变向。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下，使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系。他没明说，只有只言片语。他推行的承包、特区、证券交易、市场化等，都是向着这个目标直行。有时候，停一停，看一看，但没动摇，继续走下去。
[好家伙，这话能说么]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转向
看的书越多，对这段中国近代史感觉就越不一样。
202609052300 写于北洋园格园 2 斋128